謝辰生 我國文物界著名專家，曾主持起草1982年《文物保護法》、撰寫《中國大百科全書·文物卷》前言、第一次明確提出文物的定義。
1946年，謝辰生成為鄭振鐸的業務秘書，此后與文物保護結緣。60多年的文物保護生涯中，謝辰生起草出版了大量的文物保護文件并出版文物保護書籍，即便是在退休后，也為制止文物走私、古跡破壞奔走呼號，多次上書給中南海，推動了《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》《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》以及中國第一個文化遺產日的出臺。
盡管筆下書寫了不計其數的法律、法規、文件，如今已經92歲高齡的謝辰生談及現實卻有一種無力感：經濟社會不斷發展，法律法規越來越健全，但他終身為之奮斗的文物保護事業卻在“倒退”。謝辰生認為，文物古建被大肆拆毀且日趨嚴重恰逢城鎮化大步式發展的階段，以經濟效益為主導的社會把城鎮化當作牟利手段。面對有法可依、執法不嚴的困境，謝辰生建議，要樹立文物部門的執法權威，依法行政，從嚴處罰。
重建之風需要剎一剎
記者：關于濟南火車站重建的爭議很大。重建到底該不該進行？
謝辰生：《文物保護法》第二十二條規定：不可移動文物已經全部毀壞的，應當實施遺址保護，不得在原址重建，原則上是這樣。我并不提倡重建，因為它不光是一個形式，使用原來的工藝、結構、材料，那才叫真正的復建。現在連阿房宮都要重建了，既不符合法律的原則，也不符合文物保護的原則。簡直是胡鬧。重建之風是時候應該剎一剎了。
記者：一些人認為，重建或許有紀念的意義？
謝辰生：如果這座建筑非常重要，比如為了警示當時的拆毀，可以立一個牌子，說清楚是怎么回事，為什么要復建，也算是承載了一段歷史。但是這個一定要想清楚，論證清楚。你為什么要重建？重建能不能達到原來的要求？
現在一些城市把重建當成是吸引旅游的一種手段，但假古董值得看嗎？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，并不是特別富裕，首先要考慮還沒完全解決的民生問題。
近20年文物破壞甚于“文革”
記者：目前來看，大部分文物古建的拆毀集中在哪一時期？
謝辰生：很遺憾，中國對文物破壞最嚴重的時期不是“文革”，而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，此起彼伏，到現在都沒有結束，這種破壞的程度比“文革”時嚴重。盡管中央一再強調，但還是沒有剎住這股風。
記者：在當時，像濟南老火車站這樣的建筑會被認為是某一個歷史時期的象征，拆毀被視為是“抹去陰影”之舉。
謝辰生：事實上，現在很多有價值的文物古建都出自這一時期。建筑承載著文化，代表了一段歷史。所以保護古建是保護歷史，保護文化。濟南的老火車站是哥特式建筑風格，當時的背景是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，這座建筑恰恰反映了那段歷史。你拆掉了古建，那就把歷史拆毀了，損失相當大。
城鎮化不能把文物作為牟利手段
記者：如您所說，文物古建損毀最嚴重的時期恰逢城鎮化大規模擴張的過程，城鎮化和文物保護似乎是一個悖論？
謝辰生：認為城鎮化就會破壞文物是對城鎮化的錯誤理解。城鎮化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，是成果。不能把城鎮化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手段，去搞運動、去搞“大躍進”式的發展，大規模拆舊建新。一刀切尤其不可以，各個地方城鎮化的程度不同，有各自的人文風貌，不能“千城一面”地搞城鎮化。
記者：現在被破壞的歷史文物既有歷史原因造成的，也源源不斷在發生新的破壞。
謝辰生：不管過去還是現在，這么多年，最大的問題就是經濟利益涵蓋一切，金錢把人心腐蝕了。“一切向錢看”，把文化當獲得經濟效益的手段是錯誤的。但以經濟為主體，文化搭臺、經濟唱戲是普遍現象。這個傾向十分可怕，拆或者復建，都是為了地方的GDP，而忘記全面發展，忽略了文化本身的價值。
樹立文物部門執法權威
記者：那么城鎮化與文物古建保護之間正確的關系是什么？
謝辰生：我們今天搞城鎮化要從實際出發。首先就是要堅持保護環境、保護資源的基本國策。因此，必須保護人文環境、歷史文化環境，要搞好規劃。在城鎮化的過程中，就是要把保護資源、保護環境作為一個重要的戰略內容來考慮。我們的老祖先創造了這些人文歷史環境，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，已經達到了人與環境相協調的階段。
記者：第一部《文物保護法》是在1982年制定的，經過社會跨越式的發展，這些法律法規是否還夠用？
謝辰生：在《文物保護法》和各種相關的法規中，都十分明確，地方也已經有或者正在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。但最大的問題在于，現在有法不依，執法不嚴，違法不糾。還是受制于利益的驅動，往往地方的文物部門最沒有話語權，行政級別低，也惹不起上級。所以要把權力關到籠子里，樹立文物部門的執法權威，依法行政，從嚴處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