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教傳入中國演變為漢傳佛教，產生了許多獨特的歷史傳說。這些佛教史傳典籍，如《龍興佛教編年通論》、《佛統紀》、《佛歷代通載》，不僅受到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的影響，還參照《資治通鑒》的編輯形式。佛教史傳典籍的編纂具有宗教目的，即建立佛教的歷史譜系，并試圖利用中國已形成的經典形式來背書自己的作品。
佛教歷史書與不書
在佛教經典中，通過《和尚傳》的編輯，我們不僅可以了解和尚之間的友誼，還可以通過排列和組合看到佛教的傳承。因此，和尚傳記可以被視為和尚史，如《海東和尚傳記》。此外，還有一種宗派史的集合，通過一個宗派的傳承來呈現宗派的正統，如《天臺九祖傳》和《法界五祖略記》。
對佛教的傳承而言，僧傳和宗派史的導向目的比建立歷史更為重要，形成的歷史傳記只是基于形式。但《龍興佛教編年通論》、《佛祖統紀》、《佛祖歷代通載》等的編纂，卻是導向史的呈現，宗派與僧傳的傳承被淡化。以僧傳為主，其框架以人為本；以宗派史為主，其框架以傳承為主。佛教的歷史應用于中國歷史的框架，這意味著它同意佛教歷史的背景可以以中國歷史的發展為主軸，并加強了歷史的意義。
《佛教歷代通載》大多包含了中國佛教發展的歷史，印度佛教的歷史相對較少和略。通過人們對世界的理解，知道發生了什么可以寫，什么都不會寫；或者更詳細地了解發生了什么，你可以記錄更多；知道更少可以寫更少。所以有的跨度大，有的跨度小。不同距離的編年史最初是書籍和非書籍的寫作形式，但鑒于魯可以與《春秋》中記錄的事件相同，但呈現的意義可以不同，我們可以理解作者在選擇書籍和非書籍時是有意的。通過作者的書和不書，我們可以看到不書的原因并不完全是無書可書，而是我們可以選擇不書；書的原因不僅是書，而且是放大書。
《佛教歷代通載》基本上吸收了《龍興佛教編年通論》的內容，但經過比較，可以發現前者增加了更多關于佛教歷史的記錄，后者也記錄了前者未記憶的部分。這表明，即使在最接近正史的教史匯編中，作者仍然可以通過書籍和書籍來表達他對佛教歷史的理解和建構。
佛教歷史歷史
在編纂《佛教歷代通載》時，釋念經常使用中國朝代的歷史，從盤古開始從盤古開始。此時，釋迦牟尼佛還沒有誕生，佛教還沒有。這段歷史與佛教無關。然而，佛教經典涉及到世界的形成過程。對于釋念來說，佛教的起源往往早于盤古，因此形成了這本書的特殊結構。
佛教傳入中國前的記載，如釋迦牟尼佛生卒等，當時中印雙方沒有交通，所以沒有書。今天之所以能以分年比附的方式并陳，是因為佛教傳入中國后回溯附合。佛教傳入中國始于漢明帝夢金人，遣使大月氏國遇摩騰、朱法蘭等，持佛像，四十二章歸洛。有人認為佛教在中國開始活動后，成為中國空間的存在，所以也成為中國歷史的一部分，所以這里的記載與中國歷史并存。
佛教史傳典籍有編年體的形式，記佛教高僧時，多在單個時間點記錄。《佛祖歷代通載》以法師卒年為記載點，如唐朝趙州從禪師在唐朝昭宗乾寧四年(897)示寂，歲一百二十。它出生于唐代宗大歷十三年(778年)。歷德宗、順宗、憲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、武宗、宣宗、懿宗、西宗有百年歷史。他們在皇帝時沒有書，而是在和尚孤獨時以倒敘的方式寫下了他們的生活。這符合中國書卒所以蓋棺定論的。這載如紀傳體，如僧傳。但它不是以人為主軸，而是以時間順序為框架，這是佛教寫年體時的權衡。
基于以上關于建立佛教歷史的討論，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：首先，在書籍和非書籍中，有些是事件的選擇，有些是附加的，如檀香瑞像、世尊示滅、大教東被。除了作為時間坐標外，這三者還代表了漢代在釋迦牟尼佛入滅后，選擇尊重佛像和東傳教法作為記憶釋迦牟尼佛的永恒刻記。其次，歷史的描寫往往是在構建作者心目中的世界。作者有寫作的權力，可以創造作品中的人、事、物。佛教史傳典籍塑造了佛教歷史的面貌，可以重建傳承的正統，評價人物得失，重組布局時間。最后，除了寫作之外，不寫作的部分往往是歷史上故意被忽視的部分。不寫作的原因來自于歷史資料的丟失、隱藏的寫作、皇帝的禁忌等。由于沒有書的部分，佛教歷史的文本不僅能讓讀者了解佛教歷史，還能讓讀者看到未書寫的歷史空白，供后人彌補。
